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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文明沖突論”

時間:2019-07-08 19:29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閱讀:
再談“文明沖突論”
 
潘光
 
近來,“文明沖突論”又泛濫起來。美國國務院有一個女士,居然將中美關系也定義為“文明沖突”,使我們不得不就此評論幾句。
 
世界上并沒有純粹的“文明沖突”
這里所說的“純粹”的“文明沖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作用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筆者認為,世界上并沒有這樣純粹的“文明沖突”。
首先,世界歷史上的許多沖突和戰爭最初實際上都是發生在同一文明之內,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都是歐洲,戰爭之初兩大對立集團內的主角也幾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內的國家。又如,目前在阿富汗、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地發生的內戰或內斗,也基本上屬于伊斯蘭文明內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團的沖突,盡管西方列強的干涉和挑動往往是起因。
其次,世界歷史上還有許多沖突和戰爭起初是發生在文明范疇之外,即源于同文明差異并無關系的意識形態對立,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最初都是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沖突,沖突雙方均屬同文同種。上世紀中葉德國的分裂和中國內戰導致的臺灣海峽兩岸的對立狀態,也都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沖突,沖突雙方均屬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處于同一文明圈內。
再次, 即使有些沖突的雙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 如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戰爭和十字軍東征,近現代歷史上一些亞非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戰爭,近期發生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但其根源主要還是在于政治、經濟、社會因素,而非文化差異。
 
亨廷頓的理論就是“文明沖突論”嗎?
目前大家都把哈佛大學教授S·亨廷頓關于文明問題的一些著述稱為“文明沖突論”,使他成了“文明沖突論”的鼻祖。必須指出,在亨廷頓的理論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亂的。如果以嚴肅的世界史研究的標準衡量,他著述中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往往被任意替換, 因此得出的結論有時是片面的,有時甚至是站不住腳的。有意思的是,后來他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 比如當許多人將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視為文明的沖突時,他倒認為這些事態發展并非文明的沖突。因此,是否可將亨廷頓的理論整體歸結為“文明的沖突”,并將其作為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基礎,這本身是有疑問的。
筆者有幸拜見了亨廷頓教授本人,向他請教“文明沖突”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明確指出,自己要強調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會在世界歷史、國際關系發展進程中產生重要作用,因此要對文明因素予以重視并加以研究。他再三說明自己并不贊成所謂的“文明沖突”,而反復強調他的這樣一個結論:“未來將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1]
 顯然,將亨廷頓的觀點全部歸結為“文明沖突”,是一種扭曲和誤解。
 
“文明沖突論”的負面影響
目前,對“文明沖突論”的批判已有許許多多,但聯合國的觀點可能更具權威性。
2006年11月發表的聯合國文明聯盟名人小組最終報告比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沖突論”的負面影響, 筆者作為該小組成員參與了報告討論和寫作的全過程。 該報告指出∶“令人遺憾的是,由‘文明沖突論’所帶來的憂慮和混亂扭曲了對于世界面臨困境之實質的討論。用一成不變的文明分界線來概括內部不斷變化、千差萬別的不同社會,妨礙了人們以更有啟發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動機、行為這類問題。與這種公式化的文化框框相比,掌權者與無權者之間的裂痕,富有者與貧窮者之間的裂痕,不同政治團體、階級、職業、民族之間的裂痕,會具有更大的解釋力。事實上,文化框框只會強化已經兩極對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會助長一種錯誤的觀點,似乎不同文化處于某種不可避免的沖突的軌道上,因此會把本可協商解決的爭端變為看來無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沖突,而且還會挑起大眾的綿綿想象。”[2] 因此,報告認為:“很有必要反對這些公式化的偏見和錯誤理念,因為它們加深了不同社會間的對立與不信任。”
自那時以來,各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又從各個角度批駁“文明沖突論”,并進一步闡明,只有促進文明交流、包容、互鑒,才能清除“文明沖突論”的流毒。例如,習近平主席在最近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就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極端主義是挑動“文明沖突”的罪惡之源
目前,極端主義比較突出地表現為宗教極端主義,就是基于單一宗教至上的思想,歪曲宗教經典,將其它宗教的信眾或本宗教內部不同意見者污為“異教徒”或“叛教者”,對他們進行美其名為“圣戰”的迫害和屠殺。當不同民族、宗教的群體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產生矛盾之時,極端主義便極力煽風點火,使這樣的矛盾演變為惡性的沖突,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其實質并非純粹的“文明沖突”。
首先,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政治經濟權益之爭互相交錯,特別是歷史遺留的宗教、民族之間的爭端,往往由于加入了現實的矛盾而更為加劇,使沖突雙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中東亂局就是如此,既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宗教、教派矛盾,又有當前圍繞能源、水資源、交通要沖等方面的權益之爭,互相糾纏而錯綜復雜,導致以暴制暴的惡性循壞。其次,一些沖突熱點長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以致沖突雙方中的弱勢一方采取極端手段來打擊強勢一方及其支持者,這是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上升的重要原因。持續70多年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沖突最為典型,本·拉登等人就聲稱他們策劃9·11襲擊美國的原因之一是“打擊猶太復國主義”。再次,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對某些爭端進行未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強力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如干預一方與被干預一方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紛爭。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冒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一例,西方列強強力干預利比亞、敘利亞,實施政權更迭也是如此,結果使中東和全球不同民族、宗教、教派之間的矛盾激化。當廣大民眾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時,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便泛濫成災,“伊斯蘭國”這樣的怪胎也就應運而生了。第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有些國家和社會集團越來越富,有些國家和社會群體則越來越窮。無政府主義和極端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往往產生于弱勢群體之中。如果差距和不平等的擴大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體之間,則為極端主義、偏見和沖突提供了經濟和社會基礎。例如近年來大批難民涌入歐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導致這些群體被社會歧視和邊緣化,西方媒體的反穆斯林宣傳使他們倍感憤怒,又受到極端團伙的煽動和指揮,暴力恐怖襲擊就由此發生。同時,對穆斯林的妖魔化宣傳又使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反移民思潮急劇膨脹,也導致了對穆斯林的恐怖襲擊。這兩年在法國、比利時、英國、德國、新西蘭等國發生的恐怖襲擊,都是屬于此類。
從上述互相關聯的四方面看,顯然沖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異本身,而在于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導致的無知、憤怒、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極端思想。這在許多文明發展的歷史上都出現過。如在西方列強崛起的過程中,就出現過殖民主義打著基督教文明的旗號摧毀土著文明的血腥進程,出現過納粹德國消滅猶太人的“最后解決”。 同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理論家們,從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哈桑·巴納到本·拉登和巴格達迪,也都極力宣傳按宗教來劃分世界的觀點和討伐異教的思想。
由此可見,許多惡性沖突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一小撮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而且這類沖突往往源于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那些言行最極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如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蘭世界,在新西蘭克萊斯特徹奇殺害穆斯林的布雷頓·塔倫特也不能代表基督教世界,美國那個宣傳中美“文明沖突”的女人,就更不能代表廣大美國人民了。這進一步說明,盡管國際紛爭和危機中存在著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純粹的“文明沖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導致的沖突都是不存在的。

(作者為nba包卜,www.hg.0088.com主任、 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本文精簡版發表于《文匯報》2019年6月24日,感謝作者同意本刊此次發表未經刪節的原稿)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 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November 13, 2006,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3.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 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November 13, 2006,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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